1980年创刊的《中国出版年鉴》每年一卷，全面而翔实地展现每一年新闻出版业的新情况与新资料。30多年间，出版业一点一滴的变化与进步都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出版业所取得的丰硕也为全民共享。
《中国出版年鉴》同时也真实地映射出一个现实：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严重“入超”，存在着“文化赤字”现象。以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对欧美国家的进出口比例超过100:1。中国出版业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积极介绍给中国读者，而国家对中国优秀作品的接受与欣赏则十分有限：“语言瓶颈”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出版商以读者需求为根本准绳，从而对中华文化的中国作品进行极有限的。但是，即便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中华文化仍然界舞台上熠熠发光，深深地影响着读者。
中华文化为何能吸引着读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性。正如“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所言，他否认了中华文明的封闭性，强调了“中国民族性特点之一为能吸收其他区域文化之优点”。进一步地讲，中国文明的性不仅体现在对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吸收与创新上，更体现在将自身文化精髓传向他国，惠及各区域文化之上。以英美国家为例，中国文化对美的理解、对世界与人本身的剖析，以及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见解，无一不吸引、感染着各个领域的学者们。
提到文化的交流，首先要说的就是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欧洲持续了近百年的“中国热”（Sinomania）。在“中国热”流行期间，欧洲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并且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汉风”（Chinoiserie）的时尚。这种时尚影响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中国人对美的欣赏与理解，也渗透到了欧洲对日用物品、家具装饰、园林建筑的选择与设计中。实际上，中国在园林艺术上的见解与经验，使得许多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文化激赏不已。剧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所书的《世界》，正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品。作为英国散文中的珍品，《世界》借中国人的眼光，对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对英国的、法律、教等方面，进行了真诚且有趣的评论；更重要的是，该书包含着作者希望汲中华文化之所长，对英国社会进行有益变革的愿望。这其中就包括哥尔斯密对于中国园林设计中“天人合一”的欣赏。在第33封信一开篇，哥尔斯密就这样评述道：“英国的园艺，尚未及得中国的完善，但是近来已开始模仿中国。比之从前，已较为用力跟从自然：树木可以任意繁荣发枝；溪水已不致被人迫离天然的，可以与山谷间蜿蜒而流；自在生长的杂花，已代替了四平八正的花田和剃得平平的髹漆般的草地。”“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这种和谐与共的文化氛围，也通过园林这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向播，吸引着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华文化进行探索、模仿与学习，“中国热”界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上的功劳可见一斑。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美学方面给予以很好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对也有很深的影响。作为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亨利·戴维·梭罗的哲学观点与中国古典哲学体系就有着深刻的渊源。梭罗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吸收与理解集中体现在《瓦尔登湖》一书中。该书引用了10条经典来深入表达梭罗的超验主义观。在《更高的规律》一文中，曾子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和孟子的“人之异于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都被梭罗转译引用来增强其观点的可信性。《更高的规律》一文以打猎与饮食为切入点，形象地描绘出人类不可避免的物质与的两面性。在文中，梭罗讨论了人类如何才能提高自身品德，脱离低级而的状态，追求的世界，而后他总结出答案，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若是内心不安定，人们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而如般浑浑噩噩生活的人，恰是内心不止而“食而不知其味”的人。由此可见，梭罗对经典的理解以及运用都恰如其分，难怪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这样评论梭罗：“（他）的人生观，在所有的美国作家中，可以说最富有中国人的色彩。”事实上，这种夸赞不仅体现梭罗本人对中国思想的欣赏与融会贯通，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在文学领域中，埃兹拉·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不得不提。庞德于1915年出版英译诗集《华夏集》，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和韵味，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诗歌的独特底蕴如水滴石穿般渗入庞德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也由此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创作风格：在对中国诗歌的编译过程中，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的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法，产生极大的兴趣；中国诗歌对意象的准确把握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庞德自身的艺术创作，还将“简洁就是自然和美”的观点注入到“意象派”文动中去。作为“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从中国古典诗歌中领略并真正学习到了意象并置的奇妙作用，因此经常在其诗歌创作中使用，借以烘托诗歌氛围，其代表作品《诗章》第49章第一诗节正是典型：“雨、空江、行旅。冻云火，黄昏倾盆雨。小舟内孤灯。芦苇负重垂。竹林如泣如诉。李悦是谁的儿子”诗节虽短，却罗列出11个意象；尤其当庞德将这11个意象有序叠加并置之后，孤独悲凉的氛围扑面袭来：虽句句写景，却实为抒意。此诗让中国读者不禁联想到“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寥寥数笔景，满满辛酸泪，这正是庞德对中国诗歌用词与结构的理解与吸收；同时，中国诗歌高度凝练意象的特点也体现在“意象派”作品之中。庞德曾撰文指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动力”，此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在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中国人性格与品质的直接描写，对中国人形象的客观描绘如一般，将蕴含在中华美德之内的文化内涵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人”，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是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中有一章专门描绘了中国人的形象。在“中国人的性格”一章中，罗素从以下几个方面称赞了中国人具有的优秀的品性：中国人具有“冷静安详的”，拥有“民族习惯的不拔”和“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罗素以庐山之外看庐山的头脑，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人的性格基因，并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完整地传递给读者，将“中国风”徐徐吹响。
被威廉·福克纳誉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的马克·吐温，在其创作淬炼期所著的《苦行记》中，专门使用一章的篇幅，来展现第一代华人移民在太平洋沿岸的生活。在文中，马克·吐温描述了中国人的勤奋、忠厚良等美德，并对华人能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表示赞叹：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读、能写—可怜的是我们可爱的选民们并非都能如此……他们是乐于助人，生性善良的人种……他们平和，温顺,一天到晚勤恳耐劳。不守规矩的中国人很罕见，懒惰的根本不存在。马克·吐温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三大巨匠之一，而《苦行记》又是其半自传体的小说，文中的描述真实而发自实感。马克·吐温将其所见所感注入笔端，客观而感性地刻画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形象，甚至于以往颇含贬义的“Chinaman”一词也变得充满赞扬之意，成为了聪慧勤劳的东方人的集合词。由此，文中所描述的华人移民的美德不仅向读者展现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些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美德也值得每一个人去学习。由此，中华传统文化也得以在海扬。
当然，中华文化的可取性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但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描述，已经足以证明中华文化对播的贡献：中华文化不仅为创造均衡的、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体系添砖加瓦，更是将中国文化中“仁”、“智”、“和”的核心内涵，传递给整个世界，而拥有这种核心内涵的中华文化以及具有朴素美德的中国人，更为世界文化注入一股清新之风，为全球创造积极而和谐的文化氛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