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陈继会先生当时看向我的那个又深又长的眼神。那是2000年的深秋，在郑州大学老校区的南北大道上，一边是苍苍如盖的雪松，一边是整饬干净的草坪，我刚刚把硕士论文的初稿递到陈老师手里，那句话就脱口而出:我想考博!说后我自己也呆住了，好像那四个字并非出的本意!陈先生盯着我看了良久，然后爽利地答道:好啊，我支持!有一年到深圳去看望陈先生，我忍不住问起那个有意味的眼神，他笑了:那不是怀疑，是惊喜!陈先生是乡土文学研究的专家，我最初报的选题却离乡土十万八千里，他反复读了读题目，笑着说:你宏大的学术构想值得肯定，不过，这个题目够你写一本大书的，现在做有点浪费了，先放一放，等你时间充裕了慢慢写。现在你先选一个合适的小的角度，写两三万字就行了。待我后来稍稍摸到学术门径，再回头看那个题目，才知道当初自己是多么幼稚多么不懂得天高地厚。2005年5月，陈先生风尘仆仆地飞到济南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他侈誉过实的赞词如今还响在耳畔:黄轶对学术有一种真挚的。每次听到她谈起又读了哪些书，又有哪些学术思考，又在构思什么文章，我都能感受到她那难以名状的幸福。
生性如我，假如在问师之初就遭逢般的，或许早就退却了。是谦和儒雅的陈继会先生，在我学术的起步期，以风和日丽的方式我这个初出茅庐不谙治学之道的后生，以耐心厚道的言行引领我读书、作文， 润物细无声地把我引向学问之途。但遗憾的是，我却没有学到陈先生授业的气度。在我做了业师后，对待自己的总是恨铁不成钢，有时竟至于大放厥词。想起来，真是惭愧。
一个以读书为业的女人，有时会拿柴米油盐的生活来度量学术。在我撰写硕士论文时，有段时间度日如年，每天都要对稿子字数统计，好像那三万字遥不可及。我私下里说:等我毕业了，我要把头发染成!那年正流行棕黄。但是还没等答辩，我又蠢蠢欲动地要考博，我又想:等我考上了，我要把头发染成红色!因为这年，又流行起酒红来。
然而待我到山东大学报到，发现博士多到绊腿，怎么也傲娇不起来了;再加上我其时已在高校任教八年，拖家带口与一众小年轻一起读书，压力山大。更重要的是，导师孔范今先生刚给我们上了几次课，我就被他博古通今、纵横捭阖的讲授震住了，而他一再强调的读原典，读原典的原典，很多我也未曾认真读过，比如全套的《饮冰室合集》《新青年》等--我内心开始长草。为了节省时间，我有时就在宿舍备些果蔬干粮，闷在屋里几天不下楼。孔老师听说后，每每在校园里碰到我同屋，都一再嘱托人家下楼时要叫上我。
记不清最初的触媒了，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一下子选定从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角度来写苏曼殊文学论。听说有同学的选题被导师否定，我也惴惴不安地把提纲呈给了孔先生。他看完，喝一口酽茶，掐灭手中的烟蒂，又慢慢点上一支，然后用右手轻轻地敲击着桌角，操着一口曲阜普通话说:对于女性学者来讲，可能所有的阅读和书写都得是她心灵的审美呈现。你喜欢苏曼殊的诗文，关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文人的文化求索，又有了相对扎实的理论准备，能写好。老师顿了顿，悠悠地抽了一口烟，接着说:读书就像撒网，要撒得开，也要能收得住。现在你不要急于发文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孔老师引领治学既厚爱又严苛，能够得到他的肯定，我自信了许多;而其重积淀、厚基础的严谨学风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及对史料的重视。
在我心中，孔先生一直都是不言自威的，但毕业后我越来越发现他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一面。2011年5月，郑大文学院邀请孔老师主持研究生答辩，结束后想请他去风景区走走，但老先生执意不给我们添麻烦，就在宾馆里给在场的三个谈了一天学问，并指导我们如今，该读哪些书，还一再我不要长年熬夜。至今想起来那一幕都无比温暖。2015年10月回母校开会时，我陪同王尧老师去看望孔老师。老先生让茶递烟，嘘寒问暖，那样的开心。但由于会务安排，那天谈兴未尽。次日，孔先生又委托马兵兄接我到一家酒楼重聚。我们到时，老先生已先到了，他欣然地拉着我翻看菜单，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我说哪能点那么多?他说:我说了算，都要!然后嘿嘿一笑:上次施战军回来就没好好吃顿饭!那一刻，我看见老师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夹着香烟的手有些颤抖--他又想念远方的了……
我博士的学术方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但是我对近现代部分比较熟悉，对当代文学研究颇为陌生。我想补上这一课。正好丁帆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于是在博士毕业将近两年时，我申请到南京大学进站。
博士后的身份其实蛮特别的，是拿着教师工的学生，我便混迹在研究生中听课。第一次旁听就遇到一件奇事:那天选课的学生坐满了大会议室，丁先生讲新时期文学的反思主题，还放了一些影像。他正情绪昂扬地讲到兴处，戛然而止，指着一个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人怔了一下，低着头走了。丁老师的课，常会引来一些旁听者。我的站内生涯是从参加丁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转型研究开始的。在我主笔的部分，有一章是新世纪乡土生态小说研究，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领域。丁先生一向推崇思想、学术，鼓励师徒间平等对话、畅所欲言。在研究推进的每一步，一个概念、一个观点或一处表达，我与丁老师常常交换意见。有时遇到我实在是榆木脑袋不开化，在双方各持一端时丁老师会呵呵一笑，痛下决心:那，你再想想吧!课题完成后还有很多议题未能深入展开，我索性以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为题开始了出站报告的写作。这时我才豁然开悟--我要以晚清-五四、新时期-新世纪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来搭建自己基本的学术框架!至今，丁先生修改的书稿还摆在我案头，那上边有红笔、黑笔还有铅笔写下的批语，既有击节叫好的，也有犀利明快的，条条直言不讳。丁先生为师的格局和风度，激发了我学术探索的极大热望，也作用到我的执教。
丁先生是有多重身份的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分身有术、游刃有余。火车上，会议上，餐席上，牌桌上，刚刚还听到他振聋发聩的发言，转眼他已打开笔记本沉入写作，其不竭的学术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许多年轻人也难以望其项背。其实，多年来丁先生患有严重的失眠和耳闷，甚至一度面瘫，但似乎疾病也奈何不了他。能击垮他的，除非是--悲观。在和热闹背后，丁先生实际上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将内在的悲凉与悲悯化作启蒙的坚守和文化的哲学。其勇猛，像是传奇。
拼命三郎是孔先生和丁先生常对我的戏称，这自然既是肯定也是。我有一个偏执的想法: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年轻时就要不知疲倦地博览群书，要有勇气接触各种研究系统，识见不同文学史价值观念的参差碰撞;中年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学术的积累，才有望进入治学的黄金时代。正当我打算调整步履时，却突如其来地陷入迷茫:所有的尘埃终将会被风雨拍在泥中，所有的事儿也都不再是事儿。我了自己一年:睡懒觉，听音乐，看闲书，游游逛逛。但我心里空落落的，混沌中不知道风在向哪一个方向吹……
今年5月底的一天，在校园偶遇陈飞先生，他正准备带两个做答辩秘书的去用餐，便邀请我一道。陈先生是隋唐文学尤其是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研究的著名学者，我本科时的古代文学老师。面对年龄悬殊太大、又是跨学科的两代学生，陈先生是这样开场的:这是黄轶教授，现当代的，学问做得不错。当然，你们也可以称她师姐。陈先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可进可退的，我预感到这场大餐不那么容易吃。果然，在觥筹交错之间，陈先生问询了我的健康状况后，缓缓地说:我正想找你谈谈呢。你呢，休整了一年，做了许多你多年来都舍不得浪费时间去做的事，这其实很难得。但我们这类人，仨俩月不读不写可以，时间久了就丢魂落魄。这和进取和名利都无关，就是活不舒服。你不是关注清末读书人嘛，那你一定知道陈寅恪怎么写《柳如是别传》的?当时那个条件，还有他的身体……他举起手中杯:所谓的归，恺撒的归恺撒，管不了的，包括，随它去吧。但我们是自己的恺撒，是可以管一管的。找准自己的事，专注去做，就好，就是生命的享受和活着的价值。一位大先生，对着奔五的老学生，道出了他的期待，还有忧患。能听到如此开诚布公的教勉，我很。回想起来，从本科到现在，好像每次走到十字口，陈先生都会适时地冒出来，哪怕五六年未通音讯，但是一见面，他总能一语道破，给我以当头棒喝!
这些名满士林的先生们，在、授业、解惑的各个层面扮演着各有风采的师长角色，叠印在我岁月的底板上，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为学为师之道。江湖无处不在，尤其是以男女绝对有别为隐秘规训的学界，幸好我遇到的前辈都愿忽视我的不才与局限，使我能够葆有读书的初心。感谢笔会的约稿，让我在这个教师节，有机会向先生们致敬。